視覺中國 :商業模式的“黑洞”

  • 來源:中國經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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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2019-05-14
       2019年4月11日黑洞照片引發的連鎖反應,讓視覺中國“版權—維權—合作”的生意模式遭到了來自社會各方面的詬病。按照4月11日視覺中國的收盤價28元/股計算,公司總市值為196.2億元,作為公司控制人的10名一致行動人持有的股票市值為108.7億元。而伴隨版權問題的迅速發酵,公司股價出現連續三個跌停,公司市值一度較版權“黑洞”事件爆發前縮水近50億元。
  4月26日,視覺中國發布2018年年報,營業收入為9.88億元,同比增長21.3%;凈利潤達3.21億元,同比增長10.45%。在這份年報中,視覺中國特意指出,2018年公司通過法律訴訟勝訴的判決金額占比小于主營業務收入的1%。截止到4月29日12:00,視覺中國的股份為22.50元,總市值為157.63億元,仍比之前縮水近40億元。
  4月22日,最高法院(以下簡稱“最高法”)召開新聞發布會,針對 “視覺中國”事件,最高法民三庭副庭長林廣海表示,應當嚴格審查照片作品的權利歸屬證據,不能僅以水印當作照片作者的署名來認定權利歸屬,防止片面性和簡單化。同時,最高法在表態中也指出:“要嚴格審查照片作品首次公開發表的時間,不得僅以當事人自行標注的可修改的時間證據作為判斷發表時間的依據。”
  關于照片作品侵權判賠金額問題,最高法認為:“照片作品的判賠金額應當以市場價值為基礎,市場價值應當以涉案作品的市場正常許可費用等作為參照來確定。”應該說,最高法的這一表態,直指視覺中國現行商業模式存在的問題,為類似視覺中國這類企業的運營提供了規范性的指引。
  總體來說,整個視覺中國旋渦事件的背后,恰恰揭示了版權運營機構需要尋求“版權?;び胛す怖嫻鈉膠獾?rdquo;問題。
  不僅如此,在最高法院表態之后,視覺中國還面臨著商業模式及收入體系上的整改,以及來自著作權法、合同法、不正當競爭法、廣告法等風險合規性的考量。伴隨全社會版權?;ひ饈兜奶嶸?,視覺中國案例將推進中國知識產權的管理水平、運營水平更上一層樓。
  商業模式
  “版權—維權—合作”的生意模式
  多位曾與視覺中國有版權糾紛的機構和人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都曾提到,視覺中國采用的版權維權方式,令其防不勝防,受到影響頗大。而更多的被視覺中國“版權維權”的機構,則畏懼于繁復的司法程序和成本,而選擇與視覺中國方面和解并合作。于是,視覺中國的“版權—維權—合作”的生意模式,由此構建起來。
  視覺中國眾多圖片的“版權”何來?圖片上的水印,曾被認為有著超乎尋常的意義。2014年,最高法的一紙判決,開啟了“以圖片水印識別著作權”司法實踐。更直觀一點理解,在此種情況下,在版權訴訟中,除非被訴方提出明確證據,證明圖片版權不屬于主張權利的一方,被訴方敗訴的概率就變得極大。這次判例的受益者,是一家名為華蓋創意的公司,現在它由視覺中國100%持股。而這個判決,則是在視覺中國上市后大約7個月做出的。
  不過,伴隨最高法的公開表態,視覺中國的商業模式正面臨來自兩方面的沖擊:一是不能僅以水印當作照片作者的署名來認定權利歸屬,要嚴格審查照片作品首次公開發表的時間;二是照片作品侵權判賠金額要以市場價值為基礎可能引發的收入問題。
  段和段律師事務所知識產權部合伙人劉春泉律師告訴本報記者:“之所以‘要嚴格審查照片作品首次公開發表的時間,不得僅以當事人自行標注的可修改的時間證據作為判斷發表時間的依據’如此重要,是因為做過圖片訴訟代理的律師基本都上過視覺中國的網站驗證過圖片,看得到他們網站顯示圖片系經過技術處理,所有圖片并不顯示上傳時間,而是顯示你打開圖片查看時的時間,這不符合一般網站的技術規則,一般網站圖片上傳時間是什么時候網站就會按那個時間顯示。”
  那么,視覺中國為什么不是按照一般網站實際上傳什么時間就顯示什么時間呢?
  按照劉春泉的分析:“這大概與其訴訟舉證有關系,有可能是總結之前訴訟的經驗而進行的法律和技術設計,因為如果圖片網站顯示真實上傳時間,那么只要被告拿出更早的圖片,就可以推翻原告以上傳時間在先作為圖片版權的初步舉證。也許為了省事,也許有別的原因,反正我在每次圖片訴訟查驗證據時,看到的都是‘即時時間’。”
  顯然,在最高法表態要嚴格審查首次發表時間之前,這個問題沒有凸顯出來,法院大都也不審查圖片上傳時間,但在此之后,這一問題的存在將極大地考驗“視覺中國們”(包括同類型的圖片企業)大量訴訟和維權訴訟營銷的商業模式。
  在此前進行實時時間顯示不能證明上傳時間的情況下,他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是不是這類網站成千上萬的即時顯示的圖片從此就再也無法證明圖片上傳時間/發表時間在先?某些圖片網站數以萬計的圖片都要重新證明圖片拍攝原始電子數據形成和發表(上傳)時間,這個問題怎么解決?
  “應該說,這直接關系到這類企業商業模式的可持續性問題。因為如果法院審查下來,網站沒有證明上傳(首次發表)的時間,這類訴訟還能勝訴嗎?此外,就算現在開始重新按照一般網站設置顯示真實上傳時間作為圖片首次發表證據,那在訴訟的證據鏈條上是否會面臨相應的問題?”劉春泉告訴記者。
  公開信息顯示,視覺中國創立于2000年6月,是一家視覺影像產品和服務提供商。官網資料顯示,視覺中國現擁有超過2.7億張圖片、500萬部視頻、30萬首音樂的版權,與超過1.7萬名攝影師存在合作關系,且每日新增圖片量超過2萬張。
  據中國產業信息網發布的一份2018年視覺創意行業市場規模調查分析報告顯示,視覺中國在商業類圖片的市場份額占到50%。這意味著,如果網站要證明上傳(首次發表)的時間,需要后面巨大的投入和工作量。
  事實上,對于視覺中國的商業模式來說,起始點或許與當年正林軟件的版權案件相關。
  2014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哈爾濱正林軟件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與華蓋創意(北京)圖像技術有限公司其他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審判監督民事判決書”((2014)民提字第57號),這是一起經歷了一審、二審到最高院再審的圖片版權案件,因為歷史上此類案件稀缺,更加突顯了這一判決的引領意義。
  一位要求匿名的律師告訴記者:“這個案件表明了最高法院的態度,決定了后續的裁判規則。簡單地說,就是最高法院認為,網站公布圖片水印就是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署名,署名是誰的,誰就擁有圖片的權利。”
  然而,正是當年最高院的這一再審判決,在現實中對視覺中國來說卻意義非凡。也就是在這一年的4月10日,視覺中國上市,在此之后,一方面加大訴訟案件的數量,另一方面其核心業務“視覺內容與服務”為其貢獻了80%的營收。公開財報顯示,2015年~2017年視覺中國營收分別為5.43億元、7.35億元、8.15億元;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分別為1.58億元、2.15億元、2.91億元。
  裁判文書收錄網站Openlaw的數據顯示,與視覺中國有關的法律訴訟,2018年全年共有2968起,2017年更是達到了5676起,也就是說,視覺中國日均要打15.6起官司。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最高法院再審判決是否確立圖片舉證“只需要水印即視為著作權權屬初步證據”這個關鍵問題,最高法院近日的表態表明,最高法院并不認為(2014)民提字第57號這個再審判決確立了“水印就是署名,可以作為著作權權屬充分證據”的裁判規則。
  所以,視覺中國曾經一度在某基層法院進行的“打包訴訟”,接下來可能要面臨更為復雜的舉證和質證程序,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司的訴訟成本以及訴訟結果的不確定性。
  版權收入
  被忽略掉的“版權律師費用”
  視覺中國“版權-維權-合作”的生意模式,版權收入是其最核心的部分,而收入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訴訟及其索賠所形成的威懾。
  在本報記者的采訪中,在互聯網行業工作的劉蘭(化名)曾回憶自己的經歷:“曾經收到視覺中國的律師函,要求索賠,平均一張圖4000多元錢。從那以后,基本上都是能少配圖就少配圖。同時編輯搜圖的時間也加大了,簽約的版權庫,能用的圖其實并不多。”
  或許,正是這種收入模式不合理引發的“眾怒”,使視覺中國陷入?;?。那么,應該如何看待視覺中國這類圖片公司的收入模式呢?
  根據4月22日最高法的表態:“照片作品的判賠金額應當以市場價值為基礎,市場價值應當以涉案作品的市場正常許可費用等作為參照來確定。當市場正常許可費用無法確定時,應當以近似市場價值為參考。”
  在最高法看來,關于照片作品侵權判賠金額問題,解決知識產權侵權賠償數額低的困擾是人民群眾普遍而強烈的呼聲,著作權案件審判也不例外。
  對此,劉春泉律師解讀指出:“最高法院認為目前圖片案件和其他知識產權案件一樣,突出的是判賠低而不是判賠高,但高還是低要以什么作為參照系,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最高法認為判賠應該以市場價值為基礎,以正常許可費用作為參照。”的確,在律師所代理的圖片訴訟中,基本上都是這樣向法院陳述抗辯意見的,而按照司法實踐經驗,一般法院掌握按照正常稿酬或者著作權許可費的1~5倍,根據案件情況酌定??悸塹囊蛩匕ǖ幌抻詒桓媲秩ǖ墓室饣故槍?,過錯大小,支付能力,具體使用場景是商業還是其他等。
  比如,漢華易美訴訟中提交的證明圖片市場價格的圖片許可協議,其中一張圖片的許可使用費用高達6000~10000元的情況。針對這種情況,劉春泉律師表示:“許可協議價格是否真實有待核實。”事實上,劉春泉律師經與視覺中國提供的版權銷售合同的買方當事人電話核實,合同是真實的,但實際使用圖片版權價格并沒有合同寫明的6000~10000元/張,實際大約是100元/張。這與委托他人向視覺中國詢價得出的150元/張基本一致。
  不僅如此,本報記者查詢發現,某年煎蛋網用視覺中國圖片被發律師函后哭窮,最終以60~80元/張價格和解。按照煎蛋網事件披露的視覺中國給出的和解許可費用50~60元/張,或者購買圖片費用是150元/張報價,那么一張圖片侵權賠償應該是幾百元,而不會超過1000元。
  “所以,我認為3000~5000元/張圖片價格的索賠或者判決的確過高,應當明確其中包含律師費金額和賠償金額,這個費用應該讓市場有所了解。”劉春泉也提醒說,“如果原告仍然延續目前訴訟策略每次只起訴一張圖片,按照目前法律規則,法院還會支持律師費等合理費,具體在上海的話,一般律師費最少3000元,所以,當事人應訴成本不一定會下降。”
  “但必須指出的是,正常購買不需要支付律師費,只需要根據市場價協商,我們希望圖片企業今后不要再延續利用訴訟威脅以判決賠償作為和解參照標準的做法,因為判決賠償里面有律師費,每張侵權照片都支付一次律師費這是毫無道理的,如果不是這種過分的要求得罪了廣大企業,也不會有這次黑洞圖片版權輿論風波。”
  公共利益
  不能將維權變成盈利機構的工具
  事實上,視覺中國事件背后,給人們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版權?;び牘怖嫻氖詠?。
  上海市攝影家協會藝術部主任孫承華就表示:“現在這個超級媒體環境下,圖片就像水和空氣一樣,我們無法離開。視覺中國黑洞照片的輿情事件,是圖片版權?;し矯嬉恍┪侍餿棧呂鄣慕峁?。”在孫承華看來,人們在討論視覺中國這個問題時,首先需要明確一個前提“著作權是要?;さ?rdquo;。知識產權?;な譴俳銥蒲Ъ際?、文學藝術良性發展的重要保證。在圖片版權?;さ奈侍饃?,著作權?;しㄊ喬邐?、明確的。我們都要遵守著作權?;し?。但是,版權?;び牘怖嬤湫枰罷業狡膠獾?。
  其實在現代社會,我們很多技術和產品的使用,都是免費獲益的。比如達蓋爾攝影技術問世時就宣布全世界免費使用,比如IT行業,很多技術都是開源的、免費的。譬如安卓系統、服務器系統Linux、編程語言PHP、Java等。前兩天,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宣稱,開放館藏3萬件圖片的數字版權,供全世界免費使用。
  “所以說在強調圖片版權?;さ氖焙?,并不是說隨便拍個圖片就一定要售賣。攝影家協會每年也做很多展覽,提倡攝影圖片的公益性使用,包括很多作品贈送等等,許多都是免費服務于人民群眾的。”孫承華表示。
  為什么視覺中國出現了問題?在孫承華看來,這是我國圖片知識產權?;こ跫督錐我恢痔賾械南窒?。
  “如果圖片庫公司沒有和圖片著作權人簽訂有效合同和協議,有什么權力代表攝影師去打這個官司?前兩天人民網一篇文章說,視覺中國等涉案的有關公司,均不是國家依法批準設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按照這個標準,中國唯一有權代表攝影師提起訴訟的非盈利機構僅有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它在每個省和直轄市的攝影家協會都設有代表處。”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在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注冊為會員的攝影師,他的維權方式是直接由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幫他們爭取權利的。兩年前,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就與一些教科書出版社關于使用攝影作品問題進行了接洽和商談,最終為攝影師們爭取了稿酬,所有理賠費用均分配給攝影師。這和資本運營公司是完全不同的。
  然而,視覺中國這樣的盈利機構就很難做到這一點,它將法務做成了營銷模式,這就很容易影響到正常知識產權?;せ疃?,給知識產權?;ご戳爍好嬗跋?。
  “知識產權是一個全人類的東西,如果被逐利的資本所壟斷,就會引起不好的后果,最終得益的未必是創作者,包括圖片,最終追回的賠償與報酬可能并未分配給攝影師,而是成為了公司的利潤。這個模式無論對使用者、權利人、公共利益都是一種損害。所以我們非常希望對于行使圖片版權?;ぶ魈宓娜啡?,有一個更為明確的標準。”孫承華告訴本報記者。
  觀察
  署名不等于著作權
  在上海市版權局版權處原處長武幼章看來,將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簡稱“司法解釋”)第七條第二款與《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四款“如無相反證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作者”。作對比,司法解釋將在作品上署名的主體從法律規定的“作者”擴大為“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權益的權利人”,這一改變便是最早出問題的地方。
  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署名只能是作者的署名,其他任何主體出現在作品上的名稱、印簽等都不是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署名。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武幼章以著作權法第三十八條為例,表演者對其表演享有的權利第一項是“表明表演者身份”,而不是“署名權”。著作權法全文出現“署名”的共有10處,全部說的是作者的署名。
  出現在作品上的印簽,并不必然是該作品作者的署名。通常情況下,圖片公司在自己經營的網站上為圖片加載的本公司logo的水印和版權聲明的意義,有點類似于藏家在古書畫上鈐蓋的收藏印,而不是圖片作者的署名。
  作者和著作權人是內涵和外延各不相同的兩個概念,作者是原始權利人,署名可以作為初步證據;而著作權人非作者的情形不在少數,可能是轉讓所得,可能是繼承所得,可能是受贈所得,可能是……這些形形色色的非作者的著作權人都需要舉證證明權利來源,不能僅憑logo證明權屬。
  從2002年的司法解釋,到2010年、2014的再審判決,都混淆了作者和著作權人,造成舉證責任分配的失衡,視覺中國拿著這樣的勝訴判決所向披靡,以至于今天的局面。
  那么這種情況下應當如何對待視覺中國們呢? 有專家提出:“對于像視覺中國這種有過不誠信行為的平臺,法院是否可以創新一種制度,例如設定一個黑名單,對他的起訴采取不同的權屬要求證據標準;而對于那些一直誠信的權利人,采取一個較為寬松的標準。這樣能否更有利于維護社會誠信風氣,這些都是可以再探討的。”
       但是,武幼章不贊同這樣的觀點,他認為,行政管理或許可以“黑名單”“綠色通道”方式解決問題,但法院審理案件不能如此“創新”。對“視覺中國們”既不用“掃除”也不用“力挺”,他建議廢止或者修改司法解釋第七條第二款,用新的判決對此類案件的證據規則作出指引,在司法審判中對當事人按證據規則一視同仁,“視覺中國們”該怎么舉證則怎么舉證,該怎么運營就怎么運營。